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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第23期
        發布時間: 2018/12/17 11:08:19

         

        【黨史珍聞】

        中共七大,以黨代會名義追悼烈士

          1945年5月19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和各代表團主任聯席會議決定:28日以后舉行中國革命死難烈士追悼大會。6月11日,七大舉行第22次會議即閉幕式,通過《關于以“七大”名義召開中國革命死難烈士追悼大會的決定》:“在大會閉幕后,在延安召開擴大的中國革命死難烈士追悼大會,以紀念三個革命時期死難的人民與黨的烈士。”這是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烈士”一詞,也是我黨歷史上唯一一次以黨代會名義追悼烈士。

          6月17日,中國革命死難烈士追悼大會在中央黨校大禮堂舉行,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全體七大代表及延安各界代表參加大會。

          毛澤東沉痛地悼念幾十年來中國革命中犧牲的烈士們,高度評價他們的不朽功績。毛澤東說:“想用殺人、壓迫這一套來縮小我們,來消滅我們,那是不可能的。幾十萬共產黨、成百萬的革命民主主義者被屠殺了,但我們的隊伍卻有更多的幾十萬、幾百萬人來繼續戰斗。”毛澤東回顧了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時期,我黨我軍的發展歷程,并借用《莊子》的一句話來表述:“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最后,毛澤東從反對帝國主義爭取民族獨立,反對封建主義爭取人民自由幸福的高度,對中國近代歷史上的民主革命者和死難的英雄們表示崇高的敬意。

          朱德在講話中說,在中國有兩種人,一種人是靠反動壓迫而生活的反動派,這種人的死將遺臭萬年;另一種人是代表受壓迫、受剝削的廣大人民,而為爭取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起來戰斗的戰士,這些人的死,引起人民很大的哀痛,人民永遠悼念他們,他們將流芳百世。林伯渠、吳玉章在大會上講話,一致贊揚死難烈士的偉大業績,并號召全國人民與全黨同志團結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為完成烈士們未竟的事業而奮斗。

          中國革命死難烈士追悼大會決定,為紀念先烈,在延安市清涼山上建筑中國革命死難烈士紀念塔。大會在哀樂聲中結束。

        【本刊專稿】

        軍調第十八執行小組在泊鎮

        傅繼澤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蔣介石迫不及待地搶奪抗戰勝利果實,調兵遣將,到處向解放區進攻。在抗戰飽經戰爭災難的中國人民,就要被蔣介石推進內戰的火海。中國共產黨從全國人民的利益出發,主張和平,反對內戰。1945年8月,毛澤東和周恩來、王若飛飛往重慶與蔣介石談判。蔣介石一方面迫于全國人民要求和平的大勢,一方面為了贏得時間,擴大內戰,表面同意我黨主張,承認和平團結的方針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權利以及避免內戰、兩黨和平合作建設新中國,并與毛主席簽署了有名的《雙十協定》。1946年1月,根據《雙十協定》,成立了由周恩來、張治中和美國的馬歇爾參加的軍事三人小組,開始停戰談判,達成了停止國內軍事沖突的協議。1946年1月10日,國共雙方分別下達了從13日起生效的停戰令。為實施停戰,由國民黨鄭介民、中共葉劍英和美國駐華代辦羅伯遜成立了軍事調處執行部,地點在北平。為了實地監督停戰協定的執行,并先后派出由國民黨、中共、美國三方組成的軍事調處執行小組,分赴發生軍事沖突的地方進行調處。

          大約是1946年2月,在泊鎮(今河北省泊頭市)組建了第十八軍事調處執行小組。首屆共產黨代表是冀中八軍分區司令員徐德操,2月末,徐調走,由我接替。國民黨代表(他們堅持稱“政府代表”)開始是糜洛漢,后來是谷自立,第三任記不清了。糜洛漢來自國民黨二廳,特務出身,態度僵硬孤傲。繼任是谷自立,他是國民黨二十九軍軍官學校出身,其父曾任馮玉祥部軍長,不是蔣介石嫡系軍隊。此人談吐隨和,在泊鎮相處期間,他談了自己家庭身世、個人經歷和抱負等,與其前任糜洛漢不同。美國代表先是互特頓,繼有華納、古德門遜,第四任的名字也記不清了。他們具有美國人那種優越感和隨便勁,均系現役軍人,缺乏豐富的外交經驗。

          第十八執行小組人員,當時住在泊鎮火車站。泊鎮是天津以南津浦路北段的重鎮,原為日偽據點,地跨運河兩岸。以運河為界,東屬南皮縣,西屬交河縣,處于我渤海區和冀中區兩大戰略區的咽喉。當時泊鎮的形勢是:東、西、南都是解放區,北面從泊鎮到馮家口段鐵路和大滿莊車站,均被我控制,泊鎮已完全陷于我包圍之中。駐泊鎮的偽軍,在日本投降后拒絕向我受降,旋即被國民黨編成所謂“國軍”,連同交河縣的其他逃敵總計2000多人,國民黨派來一少將統率,泊鎮還有一名由國民黨委任的既無行政區,又無縣行使權力的空頭專員兼縣長徐春霖。這些在日軍侵華期間充當日軍鷹犬,背著祖國和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的漢奸部隊,被國民黨置于卵翼之下,繼續與人民為敵。他們無惡不作,經常出來搶劫,殘害百姓,人民群眾對他們極為憤恨。泊鎮北面較大的敵人據點是滄州,駐有國民黨六十二軍一七七旅四七○團和被國民黨收編的偽軍7000多人。滄州以南的捷地、磚河、馮家口車站也為國民黨整編的偽軍所控制。我在泊鎮至滄州區域內活動的有渤海一軍分區的十七、十八團及津浦支隊(團)以及滄縣、南皮、東光等縣獨立營和區中隊,還有冀中八軍分區六十三團及交河縣大隊等部隊。這就是當時的敵我形勢。

          和敵人面對面談判,對我來說,是第一次,交鋒對手是頭號帝國主義美國的代表和擁有幾百萬軍隊在中國執政的國民黨代表。何況他們進行談判和武裝進犯,是出于同樣目的。我深知任務艱巨,急需得到我黨參加軍調部委員葉劍英等首長的指示,因此于4月初我即會同十八執行小組的國民黨、美國代表經滄州乘火車一起赴北平。

          我黨參加北平軍調部人員,大部住北平當時的翠明莊(今中組部招待所)。我首先見到的是宋時輪,他當時任軍調部我方執行處長。我向他匯報了渤海區的敵我態勢,還專門報告了不久前我一軍分區占領東光縣城的詳情。

          東光縣1937年9月被日軍占領。日本投降后,偽軍拒不向我軍繳械,并經國民黨收編,搖身一變,成為“國軍”。他們依附日軍,屠殺人民的刀上血跡未干,又依附國民黨不斷向我解放區進犯,特別是國共兩黨停戰令頒布后,公開破壞停戰協定,大舉向解放區進攻。我忍無可忍,為了懲罰這批賣國賊,清算他們對人民欠下的血債,進行了反擊。敵人逃竄后,我即占領東光縣城。不論是從懲治偽軍,還是從自衛原則出發,我們都是大義昭然,無可非議的。理屈全在國民黨一方。事后,國民黨借此事大造輿論,報紙、廣播群起雀嗓,組織記者質問我駐北平軍調部委員葉劍英。據當時國民黨報紙報道,葉劍英曾回答:具體情形我未得到報告,如確系我軍有意違犯停戰協定,我將懲辦當地駐軍指揮官云云。其實,當時國民黨軍隊,在東北、華南、華東、華北、中原我解放區,攻城掠地,向我進攻,從無一日停止過。而我們僅僅是反擊敵人的進攻,敵人逃竄后占領了東光縣城。

          宋時輪了解始末以后,毫不猶豫地說:“東光你們反擊得對。雖然國共雙方公布停戰,仍應按毛主席指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們的方針是保護人民的基本利益,這是我們的出發點。

          見葉劍英同志,是在當時北平北池子葉劍英公館。

          葉劍英向我詳細詢問了渤海區敵我態勢,我都一一作了匯報。當匯報到東光作戰時,葉劍英笑了。說應當反擊嘛,敵人向我進攻,我為什么不能反擊?東北四平由于國民黨的進攻不是正在激戰嘛。這是肯定了我們的行動。最后葉劍英向我作了指示。

          記得葉劍英問我:“你知道什么是損人利己嗎?”

          我說:“這個詞我是知道的。”

          他說:“國民黨每次和我們打交道,都是這樣的。他們總是損害人民利益,以利他們反動集團。我們跟他們和談,就要跟他們針鋒相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利人民。只要是與人民利益有關的絲毫也不能退讓,而應該去爭取……。”

          關于泊鎮偽軍,葉劍英指示,國民黨把偽軍改編為所謂國軍,我們絕不能承認,偽軍人人得而誅之,要爭取解散偽軍。

          恢復津浦通車問題,葉劍英指示,這是國民黨夢寐以求的。他們希望津浦線通車,作為軍事運輸的大動脈,調遣軍隊,對解放區進犯,就是不允許他們在鐵路上運兵,當然不予恢復。但大滿莊車站在我手中控制,在不出現對我軍事不利的情況下,可考慮通車到泊鎮。但我應嚴加控制,大滿莊車站管理權及泊鎮以南的鐵路管理,我不能讓步,我們應從中取得管理鐵路的經驗。

          任務明確,不虛北平之行。我在參加執行部中共代表團舉行的“四八”烈士追悼會后即返回泊鎮。

          臨回泊鎮,給我一個任務,帶兩位同志去山東解放區。其中之一是從鄂豫皖地區撤出的中原軍區某旅政治部副主任周光,另一位是位老先生,民主人士,名字已經記不得了。他們安全抵達泊鎮后,就轉赴山東解放區去了。

          國民黨本來對停戰談判毫無誠意,他們不斷尋釁鬧事或無端襲擊我軍。

          1946年5月3日中午,我們軍調小組正在駐地——泊鎮車站準備吃午飯,西面傳來密集的槍聲。我判斷是泊鎮敵人向我進犯。于是我提議軍調小組三方代表去現場視察,國民黨和美方代表無反對理由。當即乘車穿越運河橋到西市區,找徐春霖和那個國民黨少將進行質詢。他們隱匿不見。三方代表步行到泊鎮西南角,目睹兩里外的村落,我交河縣大隊與偽軍正在激戰中,證實了我的估計。正在此時,一個佩戴國民黨少校軍銜的軍官,帶著約有兩個連的偽軍跑步前往增援,要從我們面前經過。我當好攔住他們嚴厲地問:

          “你們干什么去?”

          那個少校知道我是三人小組成員,又當著三方代表的面,他支支吾吾不敢作答。

          我嚴厲地訓斥了他一頓,命令他將隊伍帶回去。他即把隊伍停在路邊。由于他們的行動是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理虧,不敢抗拒。

          大約一個小時以后,來了幾百人。前面有幾個持步槍的,后面有持木棍棒的,甚至有拿掃帚的,吵吵嚷嚷,虛張聲勢,把三人小組圍了起來,聲稱要找共產黨的代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國民黨組織起來的漢奸地痞渣滓,裹脅部分市民的烏合之眾。

          我站出來坦然地說:“我就是共產黨代表,你們要干什么?”

          那些預先被指使的人,提出一些顯然是事先教唆的問題。

          “為什么蘇俄在東北不撤軍?”有人問。

          我說:“蘇聯什么時候在東北撤軍,我不清楚。這個問題,你們應該去問蔣介石,是蔣介石和蘇聯訂的條約。我相信蘇聯軍隊會認真履行條約。”

          “共產黨為什么封鎖泊鎮?”又有人問。

          我說:“共產黨封鎖泊鎮道理很簡單。這個地方有完整的漢奸組織,還有上千的偽軍?箲饡r期,他們為虎作倀,殘害百姓,作惡多端。投靠日本鬼子背叛祖國充當漢奸的罪行,還沒有清算,也沒有受到應有的審判。一夜之間,搖身一變成為國民黨政府人員和國軍。老百姓不答應。”

          我這樣一說,特別是提到漢奸,被裹挾而來的群眾,當然暗暗稱快?墒谴掏戳藵h奸,戳穿了他們的要害。他們吵嚷著:“誰是漢奸,誰是漢奸?”

          我說:“誰是漢奸,你們自己知道,老百姓知道,我也知道。”

          這些壞人,理屈詞窮,惱羞成怒。有人高喊:“揍他,揍他!”

          我理直氣壯地指出:“你們知道,我是解放軍當地的司令員,參加談判是為了這個地區的和平,你們敢于破壞和平談判,你們要承擔責任!”

          暴徒們理虧,一時語塞。就這樣,氣勢洶洶地第一個鬧劇高潮被壓下去了。接著又掀起第二個、第三個高潮。

          于是,圖窮匕首見。土塊、磚頭、瓦片紛紛向我砸來。

          我凜然地說:

          “好!你們辱罵毆打中國共產黨代表,破壞和平談判,你們要負完全責任!”

          本來,他們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武裝進攻我交河縣大隊,破壞停戰談判,為三方代表所目睹。又變本加厲,聚眾威脅、毆打中共和談代表,反而更加被動,陷于無法解脫的地位。這時那個國民黨少將和偽縣長徐春霖,不得不來現場。他們假惺惺地說什么,老百姓無知識,出現這種情況,請傅代表原諒等推脫之詞。

          我義正詞嚴地說:

          “你們這是一派胡言。這次挑釁行為完全是你們預謀組織的,F在竟把罪責推卸給老百姓。你們辱罵毆打共產黨代表,使我不能履行談判任務,一切后果要由你們負責!”

          當我們返回三人小組車站駐地時,徐春霖裝模作樣,組織警察車隊護送。

          回到駐地,我向國民黨和美方代表提出,要嚴肅處理這次圍攻毆打中共代表事件,并警告他們我在泊鎮沒有起碼的人身安全保證,我要回到我的司令部。當時,軍分區司令部在距泊鎮僅25里的南皮城。

          國民黨代表糜洛漢竟說:“我可以保證你的安全。”

          我馬上反問:“今天的事件,你如何解釋?”

          他頓時語塞。

          美方代表華納懇求說:“三人小組是國、共、美三方組成,缺一方便無法進行任何工作,還是留下吧!”

          我說:“為了進行工作,我可以讓步。但你們每天晚上必須送我回我的司令部,每天早晨再去接,為了保證我的安全,我要帶警衛人員來。”

          華納問;“你要帶多少人?”

          我說:“每次20人。”

          他說:“太多了,你能不能酌減?”

          我說:“可以,那就來10個人。”

          華納和糜洛漢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同意了我的要求。

          這個時候,我感到應該是給這批偽軍以殲滅性打擊的時侯了。就在這次偽軍襲擊我交河縣大隊的戰斗中,偽軍打死我被俘的30多名戰士,喪心病狂地將他們扔到河里。這些民族敗類,惡貫滿盈,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我回到南皮城司令部的當天晚上,向上級發了電報,匯報了當天發生的敵人蓄意組織的辱罵圍攻毆打中共代表和襲擊我交河縣大隊的情況,并建議集中兵力攻占泊鎮。當夜得到回電,同意。

          這以后,我曾帶4批“警衛人員”進入泊鎮車站小組駐地。每批10人,他們都是我戰斗部隊的營、連、排指揮員,實際任務是去察看地形及了解敵人設防情況的。

          為圍攻毆打共產黨代表事件,三人小組進行了談判。我嚴正提出:第一要道歉。國民黨代表當即表示了歉意。第二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美方和國民黨方面也表示同意。第三懲辦策劃人。他們表示向上峰請示。第四解散偽軍。他們不敢答復。為這些問題,三方爭論了兩天。這兩天,已經足夠我們調動部隊作好攻擊前準備了。

          作戰準備完畢以后,我們考慮到,戰斗打起來,萬一打死打傷美國人,或者是漢奸隊借機打死美國人,嫁禍于我們,對我們不利,且不是我們的意愿。于是我們決定設法將美國人從泊鎮調開。5日,我們邀請美方人員和國民黨代表,去南皮我軍司令部共進晚餐。他們以為我們態度和緩了,欣然同意。美方只留一無線電軍士在泊鎮看守電臺,其余全部來到南皮。

          進餐的時候,我軍分區政治部主任辛易之代表駐軍,對毆打中共代表事件,表示抗議,說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質問國民黨代表糜洛漢,什么時候能解散偽軍。糜洛漢百般推脫。我也知道他不敢作答。當時有幾十萬偽軍,被國民黨收羅,改編為國民黨軍隊。這是國民黨上層的反動決策,為了擴充鎮壓人民的武裝,而置民族尊嚴于不顧。

          飯后不久,他們提出要回泊鎮。我挽留他們在這里住幾天,休息一下。他們慌了,以為是扣押他們,向我們提出抗議。我說,這絕非扣押。他們也無可奈何,只有茫然住下。

          6日零點,由我軍分區十八團及冀中八軍分區六十三團擔任主攻部隊,攻打泊鎮,擊潰守敵,解放了泊鎮。除部分敵人逃竄外,大部逃敵被我十七團在外圍殲滅。同時,攻克磚河、馮家口車站,將當地偽軍殲滅,民心大快。我們稱這次作戰行動為“馮泊戰役”。

          10日,三人小組在南皮用完早餐,驅車返泊鎮。途中,華納幾次問我,有沒有什么新聞?我不動聲色地回答,沒有什么新聞。他們神情不安,但并沒有意識到泊鎮已被我軍占領。

          到泊鎮后,我提議直接去司令部。國民黨和美國代表表示同意。我指的是原國民黨的司令部,在運河橋西向南不遠,座西向東的一個小院。當我們在門口下車時,我十八團團長朱寶承,已經恭候多時了。朱團長滿面春風,很高興地給我敬了個禮。

          華納無可奈何地說:“哦,這里已經更換了主人!”

          糜洛漢咕噥了一句:“公開破壞停戰協定。”

          在司令部就座以后,我十八團團長朱寶承向他們提出偽軍襲擊我地方武裝,殘殺我戰士,毆打我中共代表,偽軍應當解散等問題。

          華納接著說:“這里的偽軍已經不需要解散了,已經被你們趕走了……”

          泊鎮解放,隨即組成了中共泊鎮市委和市人民政府。

          華納和糜洛漢在返回泊鎮的當天,各自向北平的上級發電報,報告了泊鎮發生的情況。很快接到北平召他們回去的命令,就離去了。

          華納和糜洛漢很久沒有回泊鎮。在此期間,我們的譯員楊杰因公務去北平,曾去看望過華納。見他只穿一條短褲躺在地板上,神情異常沮喪。他告訴譯員,國民黨代表回到北平,向上峰告狀,說他袒護共產黨,把他的軍銜由中校降為上尉。他委屈地說:“我在珍珠港事件以前就是上尉,現在又是上尉。我無臉回美國見親友。只好去上海,到銀行找個差事干……”很傷心的樣子。

          華納是夠冤枉的,他哪里袒護過中國共產黨?只不過他不是一個外交家或者是特務,而是一個海軍陸戰隊職業軍官。他在事實面前,不象糜洛漢那樣抵賴而已。

          華納終于沒有再來,糜洛漢也沒能來。一個月以后,國民黨和美方都派來新任代表。國民黨代表是谷自立中校。美方代表是古德門遜中校,仍然是海軍陸戰隊軍官。

          他們來了以后,我們仍然繼續就他們圍攻毆打中共代表事件和向我部隊進犯問題向他們提出抗議,提出解散偽軍。因為,這兩件事,在政治上并未解決。也是為了揭露國民黨反動的政治本質。

          他們提出要我們交出泊鎮,恢復5月10日前的狀態,并賠償損失6億法幣等無理要求。

          時隔不久,一架國民黨p-51型飛機,飛到泊鎮上空,對泊鎮進行機槍掃射。在泊鎮市內公路上,一輛兩掛牲口的大車,遭到射擊。趕車人當場被打死,并打死一頭騾子,另一匹牲口被打傷。當時我們在車站駐地。泊鎮市長張子善(應為市委書記——編者注)來電話,要求三人小組去現場視察。國民黨代表谷自立不愿去,實則不敢去。我向他保證,他的安全沒有問題。他才勉強和古德門遜、我驅車前往。剛到現場,國民黨飛機又飛回來了。

          我故意問古德門遜:“這是什么型號的飛機?”

          他說:“p-51。”

          我又問:“美國飛機?”

          他回答:“是……”話一出口,他已經意識到,這是很難堪的。

          飛機再次臨空后,竟向吉普車俯沖掃射。市政府專門派了幾名警衛人員,保護三人小組。谷自立心情極其復雜,當場不得不說:“這是公開破壞停戰協定,我們必須認真處理……。”

          我們回去以后,立即對這個事件進行討論。

          古德門遜說:“今天,飛機掃射泊鎮,無疑是破壞停戰協定。這種情況我是屢次聽到過。”在事實面前,他不得不對此表態,又在話中含有共產黨也有類似行為的意思。

          經美國代表示意,谷自立緊接著說:“我得到確實消息,昨天共軍攻打滄縣,所以今天飛機來掃射泊鎮。”

          我嚴正地指出:“今天,我們共同看到的,是一架美國飛機,國民黨徽號,掃射泊鎮,打死居民。泊鎮居民不會忘記這筆血債的。”

          古德門遜一聽我說是美國飛機,有些緊張,連聲說,要進行處理。

          這個時候,一個婦女——死者家屬走進來,哭訴了國民黨罪行,要求償命。谷自立無地自容,也無言辯解。后來,我勸慰那個婦女先回去,聽候我們談判結果。

          難屬離去以后,我們繼續談判。我提出三條意見:第一要道歉;第二保證不發生類似事件;第三要賠償損失。賠償金額,可以找市長協商。張子善市長來了以后,算了一個細賬。死者家里有幾口人,小孩養到18歲需要多少錢,念書到高中畢業多少錢,安葬費多少錢,包括騾子的價錢等等,共計我北海幣42.5萬元。

          接著由古德門遜起草協議,協議分項列清,款項折合國民黨中央銀行法幣425萬元,交款期限15天。我簽了字。谷自立不愿簽,害怕承擔責任。但美國代表與我們都簽了,無法推脫,谷只得勉強簽了字。

          不久,美方代表、國民黨代表同時奉調回北平。谷自立情緒頹喪,我派人給他送了一筐梨。因他簽字賠款,不可能再回來了,但愿他吃梨后的甜味不會忘記。為國民黨代表簽字賠款的事,北平軍調部國民黨方面還向我方提出抗議。說他的代表是處在不利的形勢下和沒有人身自由的情況下簽的字,并再次提出中共方面占領泊鎮、馮家口及鐵路,須向他們賠款6億元等。然而,飛機掃射,打死人,是事實。協議簽了字,無法賴掉。半個月后,國民黨、美方又派了新代表赴任,還是把賠償費425萬元,帶到了泊鎮。美方代表提出要親自將這筆錢交給死者家屬,以獲得居民好感。我沒有同意,讓他將款交給我泊鎮市政府。美方代表竟然說:“我不懂這個市政府與難屬有什么關系。”我毫不客氣地說:“你這個人缺乏普通常識。”他只好將款交給市長。國民黨和美方代表道了歉,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這當然是空話。

          11月中旬以后,十八小組遷至滄縣。我方再沒有參加。因為,停戰協定早已被國民黨徹底撕毀。國民黨已經開始了全面內戰,向我解放區發動了全面進攻。

          這段往事,已經過去多年了,中國和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當時的談判對手,多不知下落。只確知谷自立還健在,他是黑龍江省雞西市政協委員。1982年來北京看過我。我見了他還提到泊鎮舊事,我說:“你干了件好事,你簽了字賠了款。”他要我給他題幾個字。我寫了:“當年我們是談判對手,現在我們是同志,愿為四化建設共同奮斗。”

        (作者時任渤海一軍分區司令員,曾任海軍副司令員)

        【專題史料】

        農業合作化道路上的呂金亭

        青縣縣委黨史研究室

          呂金亭,青縣陳缺屯村人,1913年出生在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49年入黨,1944年投身革命,參加了區武工隊。在武工隊期間,參加了楊官店、陳缺屯、齊家務、唐官屯等戰斗,對敵斗爭英勇頑強,多次得到縣、區領導的表揚。1947年,青縣解放后,全縣開展了土地改革運動,呂金亭即離開武工隊,回村務農。

          呂金亭一家7口人,解放前房無一間,地無一壟,靠土改分得了土地和房屋,過起了一天比一天好的日子,全家人沉浸在翻身后的幸福與歡樂之中。在舊社會倍受艱辛,飽嘗奴役之苦的呂金亭,看到窮苦的農民翻身做了主人,過上了自由幸福的生活,暗下決心,一輩子聽黨的話,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

          陳缺屯村,解放前是青縣運東地區最貧窮的村莊。剛解放之初,雖說貧苦農民奪回了勝利果實,但終究因為連年戰爭,“還鄉團”多次洗劫,貧苦農民的生活還很困難。一些缺少生產能力的農戶出現了賣地、賣牲畜的現象。想什么辦法來保證農民手中的財產不再失去,走什么路子才能使這些貧苦群眾得以解脫?共產黨員的責任感使呂金亭連日吃不香,睡不甜。這時黨中央發出了“組織起來,生產自救渡難關”的指示,在呂金亭的心頭燃起一盞明燈。他想:黨中央說到我們心坎里了,組織起來力量大,戰爭年代靠組織起來取得了勝利,今天,我們靠組織起來也能渡過難關。說干就干。當天,他就找了幾戶比較貧困的鄰居座談,講當前的形勢,講黨的方針政策,講組織起來的優越性。就這樣,他白天下地找人講,晚上到家找人談,最后有5戶鄰居自愿與呂金亭結成一個農業互助組,很快,陳缺屯第一個互助組成立了。全組共6戶,31人,土地91畝,呂金亭任組長,取名叫呂金亭互助組。

          剛建立的互助組,生產能力十分薄弱,尚不能很好地開展生產自救。村民郭桐德,當時全家4口人,兩個孩子還小,自己又常年生病,沒有整勞力,收入微薄,家庭生活處于貧困潦倒狀態。呂金亭了解情況后,一方面幫助做好工作,安排好家庭,讓他們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另一方面勸說自己的愛人,從家中僅有的13元錢中,拿出10元錢送給郭桐德,幫助他全家渡過暫時的困難。組長的行動深深感動了大家,以后,互助組里不管誰家有困難,都能相互幫助。

          互助組內,由于各個農戶的家庭情況不一樣,每個人的性格又都有差別,時間長了,有的組員之間產生矛盾,發生了糾紛,個別組員非要退組。呂金亭想,成立一個組不容易,全村人都瞪著眼睛看著咱,要是因一些小事導致互助組散伙,不但在全村,而且在全鄉甚至全縣都會造成不良影響,對今后開展工作會造成阻力。所以分別多次家訪,找當事人談心做工作,苦口婆心,終于解決了矛盾,使互助組得以鞏固。

          呂金亭想在前,干在前,吃苦在前,一心撲在互助組里,組里的事情比他家里的事情重要,關心互助組勝過關心自己的家。呂金亭除了辦好自己的互助組,還關心單干戶,如于金娥等4戶單干戶沒有整勞力,往地里送糞又沒有車輛,呂金亭安排好組里的生產后,調劑出一輛車,用一早一晚出工之余,幫她們將糞及時送到了地里。忙的時候,村里的一些孤寡戶的地整不出來,呂金亭就起早摸黑去幫忙送糞,使單干村民深受感動。紛紛說:“人家呂金亭說公理,做公事,不光對個人的互助組關心,對單干戶也這么好,秋后就入他的組。”

          互助組成立起來之后,處處顯示出巨大的優越性。突擊性農活,男女老少一齊上,一般情況按照輕重緩急實行合理分工;ブM為合理解決出工不平衡矛盾,規定了“人五地五”的分配方案,并設立了一名會計人員,專管記工和分配問題,使互助組從計劃、出工到分配初步規范。

          為充分顯示互助組的優越性,呂金亭還借助國家搞的以工代賑來增加組員的收入。他按股集資200元錢,購置了一臺榨油設備,為國家加工花生油。其辦法是國家供原料,由呂金亭的互助組加工,國家回收油和餅,每斤油付給加工者加工費2角錢。這個加工點每日可加工豆油40斤,獲利8元。在當時,這的確是一個可觀的數目。到1952年下半年,呂金亭又將加工花生油的利潤買回50只綿羊,由組員郭桐德(殘疾人)管理放牧。這樣,羊糞肥田,賣羊獲利,再加上花生油加工,到年底,破天荒每股分得36元錢。不僅如此,農業收入也高于其他農戶。

          互助組成立的當年秋后,互助組與6戶單干農民基本情況對比(互助組6戶與單干農民6戶的基本情況、基本條件大體相同):

          互助組:人均占有糧食351斤,畝產量145斤,每戶分得副業款30余元;

          單干戶:人均占有糧食320斤,畝產量127斤,無其他收入。

          互助組顯示了它的優越性,同時也大大吸引了全村群眾。1952年底,又有6戶農民報名參加了呂金亭的互助組。

          1953年春,要求報名入組的村民多達50多戶。面對這一局勢,呂金亭犯了難:這是窮弟兄們看得起咱,可畢竟互助組容納不了這么多人,互助組的形勢就不適應了。為此呂金亭因勢利導,以原來的12戶組員為基礎,又聯絡40戶農民辦起了全村第一個初級農業合作社——公興社。農業合作社共有52戶農民組成,241口人,有男女整半勞力146個,共有土地1502畝,牲畜24頭,農具齊全。全社投資總值為8200元。呂金亭任社長,下設副社長、會計、保管員、飼養員。實行評工記分,分配辦法為“人六地四”。隨著生產的發展,公興社的家底不斷擴大,呂金亭把全部勞力劃分為兩個組,一個是農業組,專門負責農業生產;另一個是副業組,專門負責副業和手工業。農業生產和副業生產雙管齊下,合作社越辦越紅火。

          由于公興社搞得好,多次受到縣、區表揚,僅1953年一年,該社即獲得縣區獎旗兩面,縣委于1954年3月對公興社辦社社情進行了詳細調查,并寫出專題報告報送地委。

          在呂金亭及其初級社的帶領和影響下,當年就有300多戶農民紛紛組織起來。一時間,村里出現了5個合作社,90%以上的農民都走上了合作化道路。

          呂金亭從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直到人民公社,一步一個腳印,堅定不移地跟著黨走,曾先后多次受到縣區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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