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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第22期
        發布時間: 2018/11/27 10:50:35

         

        【黨史珍聞】

        第一個經濟特區的選定

          1979年4月,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專門討論經濟建設問題,其中就包括廣東、福建兩省要中央給點政策、加快發展的要求。會議期間,習仲勛、楊尚昆在匯報中指出,可以在鄰近香港、澳門的深圳、珠海以及屬于重要僑鄉的汕頭興辦“出口加工區”。對于這些設想,鄧小平非常贊同。在會議形成的文件中,專門有“試辦出口特區”一節,于是廣東、福建的幾個地方有了“出口特區”的新名字。

          據國務院原副總理田紀云回憶:“如果沒有鄧小平的支持,這個特區是搞不起來的。那時候簡直對這個搞特區,那就是引狼入室了,那就是搞資本主義試驗了。所以小平同志說:‘陜甘寧就是特區嘛,你們試一試吧,殺出一條血路嘛。’那么反對建特區的同志就說:‘他們不懂,陜甘寧那是政治特區,不是經濟特區。’廣東同志腦子反應快:‘就叫經濟特區好。’這個就反饋到北京,小平一聽,就叫經濟特區。”

          1980年3月24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委托谷牧在廣州召開廣東、福建兩省會議,最終確定將“出口特區”改為內涵更豐富的“經濟特區”。5月16日,中共中央以中發﹝1980﹞41號文件批轉了這一紀要,“經濟特區”的名稱正式寫入中央文件。

          8月26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正式決定,批準國務院提出的在廣東省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省的廈門設置經濟特區,并批準《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經濟特區”以立法的形式完成最終確定。最終,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圓滿完成了這項重要立法。深圳經濟特區由此正式誕生,并且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經濟特區。

          1980年8月21日,江澤民受國務院委托對設置經濟特區和《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作說明,明確指出:“去年7月即著手籌備在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省廈門劃出一定區域,設置經濟特區。先開始在深圳籌建。” “準備首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經濟特區建設好,其次是珠海、廈門、汕頭經濟特區。”

        【本刊特稿】 

        回憶滄縣二中黨的活動

        劉 杰

          我是1930年考入省立二中(現滄州市第一中學)高中班的,次年發生了九一八事變。事變以后全國反日救亡運動形成高潮,北平一些反日救亡的刊物散發到了學校。在當時,我們知道潘漠華、武月亭的一些情況,但我和他們沒有組織上的直接聯系。我們上一班的學生李偉、劉建勛等是反日救亡運動的積極分子。

          1931年底,我記得搞了一次大規模的宣傳活動。出去搞宣傳的人分了好幾路,我們這一路去的交河,何德仁的家可能是交河的,我們是通過他的關系到那里去的,一共去了幾十個人。這次活動是學校公開組織去的,主要組織者是潘漠華。到了交河城里,我們分成小組活動,主要是講演、撒傳單,活動的范圍是交河城里。搞了幾天后,交河國民黨部出來干涉,說我們的活動沒有經過他們批準,我們就回來了。這次宣傳的內容是學生們自己擬定的,受到了群眾的歡迎,學生們自己也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宣傳回來之后,我們上一班的學生們成立了抗日救亡組織。不久學校解聘了潘漠華、武月亭二位老師,又開除了劉建勛、李偉等7名進步學生,接著又用通知的方式開除了一大批同學。以后,學校的形勢比較緊張了。雖然潘、武等人走了,但學校整個反日救亡活動還在進行。我們組織了“讀書會”,那時的高中分文理科,我們是文科,學習的是社會科學,有經濟學、辯證法等課。還沒有看到翻譯過來的《共產黨宣言》。當時有個國民黨員叫孟雪庭,冀南人,和我是同鄉,他是國民黨河北省黨部委員,學校訓育主任。每到暑假他就去北平買書籍?谷諔馉幦姹l以后他表現進步,傳播了馬列主義。

          以后,我接觸了沈士敏。我由沈士敏介紹于1932年12月入黨,在運河邊沈士敏的家中舉行的入黨儀式。這次入黨的就我一個人,當時在場的有沈士敏和廖華。以后我又見過廖華幾次,他向我們傳達上級的指示,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利用“讀書會”團結和聯系同學,我入黨之后即任黨支部書記,孫國誠(現名孫敬文)任團支部書記,張炬也是青年團的負責人之一。我們和他們之間有聯系。成立支部后作了發展黨員的工作。在武漢的遲麟兆,還有一個姓蘭(丕偉)的是我們發展的,發展黨員一共十來個人。

          時間不久,日軍侵入山海關,我們根據上級的指示進行了罷課,進行反日救亡活動。1933年初,楊校長開除了11個人,我是被開除的第一個,遲麟兆可能是一個。我們被開除了沒有掛牌,是趁我們回家把通知送到家里,孫國誠他們留在學校了。我在開除以后于1933年3月去北平受訓,路過滄州時,沈士敏已經不在滄州了。為了避免引起注意,我也沒有和孫國城他們聯系。

          以后,孫國城、張炬、何德仁也到了北平,何德仁入了朝陽大學,后來我把他介紹到延安去了,1933年5月我參加了抗日同盟軍。

          我們被開除以后,孫國城他們繼續留在學校里活動。

        (劉杰原名劉渤生,河北威縣人,曾任原二機部部長、河南省委第一書記,2018年9月23日逝世)

        【本刊專稿】

        難忘的西柏坡之行

        韓啟民

          1948年6月,使我終生難忘。那時,西柏坡是我們出席國際民主婦聯第二次代表大會代表集合的第一站。在那里,我受到了鄧穎超大姐、康克清大姐和中央婦委幾位大姐的熱情接待,幸福地見到了毛澤東主席、周恩來副主席、劉少奇副主席、朱德總司令等中央領導同志,得到了他們的諄諄教誨。

          1948年6月,我在獻縣任縣委副書記。一天,冀中區黨委接到上級通知,讓我去西柏坡報到,準備出國參加國際民主婦聯第二次代表大會。

          得到通知,我激動萬分,高興得一夜沒有睡覺。我知道西柏坡是毛主席、黨中央居住的地方,但沒有去過。同時,聽說出國要途經莫斯科。莫斯科,又是多么令人神往!過去我們談起蘇聯,談起莫斯科,談起列寧,談起斯大林的時候,似乎感到是非常遙遠的,可想而不可見的。我作為一個農村女青年,作為革命營壘的普通一兵,真的要來到西柏坡了,真的要見到莫斯科了,并作為中國婦女的代表去參加國際會議,怎能不激動,怎能不高興呢?

          獻縣縣委派通訊員柳英護送我前往。我和柳英每人騎一輛自行車出發了。先去了冀中區黨委,那時區黨委駐饒陽。組織部長張君接待了我,談了這次出國的任務。區黨委還發給了15元錢(相當于現在的15元人民幣)做零花用。我和柳英又從饒陽經辛集,走晉縣,進入石家莊,然后由石家莊趕到了平山縣郭蘇村。郭蘇村是華北局所在地,距西柏坡還有18里路。在那里我見到了劉瀾濤同志,那時他任華北局黨委副書記。晚上,瀾濤同志與我談了話,他講了出國的意義,問了我愛人的情況,又問個人還有什么困難沒有。問道:“孩子還小,你和張萍同志都出去那么遠,能行嗎?”我說:“行,組織上很關心,都安排好了,請您放心。”瀾濤同志又說:“多少年來,中國婦女還沒有正式組團出過國,你們這次組團出國屬于首次,一定要圓滿成功。”

          然后,瀾濤同志讓秘書侯勇給我40元錢(相當現在的40元人民幣),供我買些零用的東西。我謝絕說:“區黨委已經給了15元了,這40元就用不著了。”

          瀾濤同志說:“不行,不行,你這次出國,不是代表你一個人,而是成千上萬中國婦女,要買些零用東西,15元錢管什么用。”他還是讓我收下。

          回到住處,我想了又想,真不知道這些錢該怎么花。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擁有這么多錢,倒真使我犯難了。最后還是送回侯秘書那里。誰知瀾濤同志又派人送了回來,并且說一定要收下,這是組織的命令。

          第二天,瀾濤同志對我說:“你們從獻縣騎自行車走了幾百里路了,太辛苦了。去東柏坡路不好走,就別再騎自行車子,用馬車送你們去吧。”

          于是,我們乘坐馬車來到了中央婦委駐地東柏坡。在這里見到了帥孟奇大姐、李培之大姐、楊之華大姐,還有羅瓊和朱丹華同志。她們對我特別熱情,使我很受感動,心想,真是來到了“娘家”。

          這時,出席國際民主婦聯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其他外地代表還沒有來到。

          大姐們讓我在中央婦委休息一天,然后把我送到了中共中央駐地西柏坡。

          來到西柏坡,我見到了敬愛的鄧穎超大姐。鄧大姐是那樣慈祥、親切、熱情。當婦委的同志介紹我曾任過晉察冀邊區婦聯副主任、現任冀中區獻縣縣委副書記時,鄧大姐連聲說:“知道,知道,從報上我見到過你寫的文章。”

          我頓時有些不解。

          鄧大姐說:“獻縣劉套莊劉大娘訴苦的文章不是你寫的嗎?”

          我才突然想到,我在獻縣搞土改時,住在劉套莊。劉套莊有個大地主,家有14頃地,一向殘酷地剝削和壓迫窮人。我住在一家姓劉的大娘家,劉大娘就是受害者之一。在召開批斗地主的大會上,我讓劉大娘在會上訴苦,與會群眾無不流下眼淚。我根據劉大娘的訴苦情況,給《冀中導報》寫了篇文章,《晉察冀日報》又作了轉載,被鄧大姐看到了。

          我想不到在浩如煙海的文章里,鄧大姐能記住這一篇,并且還能記得是我寫的。剛見到鄧大姐時還有些拘謹,幾句話一說,我感到輕松多了。

          鄧大姐問長問短,問了獻縣土改的情況,問了婦女發動的情況,還問了我的家庭、愛人和孩子的情況,從小到大,無所不及。鄧大姐又問道:“啟民,你身上有沒有虱子?”

          我說:“以前有,F在環境好些了,天氣也熱了,經常洗衣服,身上沒有了。”

          “頭上有沒有?”鄧大姐又問。

          我說:“頭上基本也沒有了,就是還有些蟣子。”

          鄧大姐說:“那東西可是生虱子的,出國前要處理掉。”接著她又說:“我告訴你一個處理辦法,先在頭上灑些酒精,然后用熱毛巾捂上,捂它個把小時,那東西就會死掉的。然后再刮,就都給刮掉了;厝ゾ徒辛_瓊同志幫你處理一下,出國,咱女同志是不能帶著那東西的。”

          鄧大姐的一席話,使我激動不已,眼淚幾乎掉下來。鄧大姐像慈母般地關懷,真是無微不至!我深為婦女界有這樣的好領袖而感到驕傲。

          最后,鄧大姐問我:“你見過少奇同志他們沒有?”

          我說:“我沒有去過延安,中央領導同志我都沒見過。”

          她又問我:“想見見嗎?”
        我高興地說:“大姐,我太想見到了。”

          鄧大姐笑了:“那好,我帶你去見見他們。先去看看少奇同志吧。”

          鄧大姐帶著我來到一個小院,她指著這座房子說:“這就是少奇同志的辦公室。”一進屋,就看到少奇同志正聚精會神地閱批文件。鄧大姐向少奇同志介紹說:“這是韓啟民同志,又號稱大韓,是冀中區獻縣的縣委副書記,是這次參加國際民主婦聯代表大會的代表。”少奇同志忙伸出他那溫暖的手與我相握,一邊握著,一邊讓我和鄧大姐坐下。少奇同志問鄧大姐:“你們有多少在縣上作領導干部的女同志啊?”

          鄧大姐說:“晉察冀邊區有兩個女縣委副書記,一個是啟民同志在獻縣,還有個叫李寶光的同志在淶源縣。”

          少奇同志風趣地說:“那好啊,你們作縣委副書記,那可是人民的父母官喲。”

          然后,少奇同志向我詢問了獻縣土改的情況,問到土地平分和浮財的分配,貧雇農和下中農發動的情況,中農的工作做得怎樣,中農的態度如何等,我一一向少奇同志作了簡要匯報。

          少奇同志又問:“你們在土改運動中出過什么問題沒有?”

          我直言向少奇同志作了回答,我說:“開始,有的村莊把富裕中農劃成了富農;有的地方對村干部搬石頭搞得面過寬了;有的村莊曾一度停止地富子弟上學;有的地方對脫產干部片面強調成分;對婦女的發動,有的地方只注意貧下中農婦女,而對中農家庭中的婦女有所忽視。發現這些問題后,經請示上級領導作了糾正。”

          從少奇同志那里出來,鄧大姐又把我帶到她的住處,去見周思來副主席。當見到周副主席,鄧大姐介紹后,周副主席忙讓我坐下,叫服務員沖上一杯茶水遞給了我,然后和我面對面攀談起來。先問了土改情況,又問了群眾生產生活情況,最后又問了擴兵情況。他問我:“擴兵有沒有強迫命令的?有沒有‘熬鷹’的?有沒有不愿意去的?”

          我回答說:“有,是少數村的情況。農民們當兵的熱情是很高的,不愿去的是少數。”

          周副主席微微一笑:“是嘛,人民江山要靠人民去打,人民的政權需要人民去保護,不愿意當兵的是屬于少數的。”他喝了一口水,又說:“不愿意當兵的,就不要硬是動員他去,去了,送到前線也不鞏固,也是要逃跑的。”他講了發動群眾,提高群眾覺悟,啟發農民自愿參軍,對部隊鞏固的重要意義。

          從周副主席辦公室出來,鄧大姐領我到了一個房子里休息。乘此機會,我急忙給獻縣縣委書記蔡欣寫了一封信,把周副主席講的關于擴兵中應注意的重要問題告訴了他。

          中央領導同志的生活是很簡樸的。那天中午,我和帥孟奇、李培之、楊之華幾位大姐在一起吃飯,菜僅有兩樣,一盤是少許肉末炒豆角,一盤是炒黃瓜。大姐們還介紹說,毛主席和其他領導同志也都是這樣的伙食。

          下午3時,鄧大姐又來了,她說帶我去看看朱德總司令。此刻,我的心又沸騰了,從聽到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鬧革命那天起,就知道毛主席、朱總司令,今天我要親眼見到朱總司令,真是太幸福了!

          朱老總住在后院東北角窯洞式的房子里。鄧大姐領著我一踏進朱老總住的院子,看到康克清大姐正和帥孟奇、李培之等幾位大姐在一棵樹蔭下談話?荡蠼阋娢覀儊砹,起身迎了過來。鄧大姐介紹后,康大姐親切地握住我的手,笑著說:“你就是冀中區的大韓吧。”康大姐拉著我的手讓我們坐下,然后她回屋請出了朱總司令。朱老總和康大姐滿面笑容地端著幾盤切好的黃瓜條走了過來,朱總司令和我們一一握手。當鄧大姐把我向朱老總介紹后,朱老總風趣地說:“你是稀客,也是貴客,今天我招待你吃黃瓜。”

          我們就和朱老總一起吃著,笑著,談著。朱總司令向大姐們詢問了婦女出國代表團的組團情況,向我詢問了冀中的情況,然后對我說:“啟民,你這屬于土八路出國,這次可好好地開闊開闊眼界。”朱老總還講了一些國內外形勢問題。諸位大姐也是你一言我一語的,交談得非常親切。

          不知不覺,兩個鐘頭過去了。待我們要回去時,朱老總和康大姐一直把我們送出老遠。

          第三天,代表到的多了,其中有高升,她是晉冀魯豫太行領導百日紡紗運動著名的勞動模范,現職是縣婦聯會主任;有著名作家丁玲;有在中央外事辦公室工作的吳青。張琴秋大姐是婦女代表團副團長,在這里由她具體負責。還有幾位代表正在向這里集中,代表團團長蔡暢大姐和幾位代表在哈爾濱等候。哈爾濱是我們代表集合的最后一站。

          中午,羅瓊同志通知我們幾個代表:“下午誰也不要出去,鄧大姐來看你們。”

          下午3點鐘,我們集合在中央婦委門前等候。不一會兒,從西柏坡方向駛來一輛敞篷吉普車,在車上最前面坐著的那位高大魁梧,微笑著向我們招手的人,就是敬愛的毛主席。鄧大姐在毛主席旁邊坐著,后面站立著警衛員。

          車一停下,毛主席就下來和我們一一握手。隨同我去的通訊員柳英激動地跳了起來,拍著雙手喊道:“毛主席,毛主席!”其實大家都認出是毛主席,心情萬分激動,多么想問一聲:毛主席,您好!但因那時對中央領導嚴格保密,到了嘴邊的話又咽了回去。我還小聲反駁了柳英:“哪是毛主席?不要亂說。”頓時,柳英就以為認錯人了,不再說話了。

          毛主席和我們熱情握手之后,說:“同志們請上車吧。”

          我們上車后,車飛快地開到東柏坡村東約二里路的地方停下。毛主席帶領我們下了車,警衛員搬著行軍床,其他同志提著幾個小馬扎,走到一棵古老的大樹下面?礃幼舆@個地方像是毛主席來過的地方。毛主席在這里與我們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作了重要指示。

          毛主席坐在行軍床上,其他同志有的坐在行軍床上,有的坐在小馬扎上,我和高升坐在三步遠的土墩上。

          毛主席見我和高升坐在土墩上,就連聲招呼:“都坐這邊來吧。”我急忙過來從張琴秋大姐手中接過馬扎,坐在了毛主席的旁邊。高升沒弄懂毛主席的意思,毛主席就站起來,親自去拉高升過來。

          毛主席高興地問高升、吳青和我的姓名、工作地區和單位,我們分別作了回答。毛主席又問鄧大姐,代表團去多少人,還有哪些代表等,鄧大姐都一一作了回答。

          接著,毛主席又問:“你們知不知道,國際婦聯代表大會改在芬蘭召開了?”

          張琴秋大姐說:“不知道。”

          于是,毛主席給我們講了芬蘭的情況,又講了整個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還很風趣地講了一些古今中外的故事。毛主席興致勃勃地和我們談了兩三個小時。太陽快落山了,毛主席又用車把我們帶回東柏坡。

          我和吳青住在一個宿舍。晚上,吳青問我:“大韓,你高興不?”

          我說:“太高興了!”

          我又問她,“你高興不?”

          她說:“和你一樣。”

          那天,我倆整整一夜沒有入睡。

          過了兩天,正是一個星期六的晚上,中央直屬機關舉辦舞會,邀我們婦女代表參加。大院里懸掛著汽燈,許多中央領導都去了。我不會跳舞,也從未見過舞場?悼饲宕蠼愎膭钗遥“別怕,學一學就會了。”她拉過朱總司令來,讓我和朱老總一起跳。我萬分敬重的朱總司令要和我跳舞,我感到非常榮幸,卻又十分慚愧,因為我確實對跳舞一竅不通,一點不會,就很不好意思地硬著頭皮謝絕了他們。

          這時,婦女代表團中又來了一位代表,叫湯桂芬,她是上海的女工領袖。

          代表團出發之前,周副主席給我們作了一次政治報告。這時,出國的不僅有婦女代表團,還有出席國際青年代表會和出席國際學聯代表團的二十七八個人,還有中直機關的一些同志,集合在一塊露天地里,聆聽周副主席的報告。上面懸掛著汽燈,下面我們坐在石頭或木頭上。周副主席主要講了國際國內形勢和任務,講得引人入勝,扣人心弦,不時激起陣陣掌聲。最后,他說:“各位出席國際會議的代表同志們,今天,送你們的時候是在西柏坡,到你們歸國的時候,我們將在北平歡迎你們。”周副主席的話音剛落,場內沸騰了,掌聲雷動,經久不息。同志們堅信,北平解放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6月下旬,我們三個代表團由西柏坡出發了。因為當時從關里到關外的道路還不通,我們只好繞道從海上走,經山東青島,過大連、安東,然后進入朝鮮新義州,再由新義州經圖門、牡丹江,進入哈爾濱。因國際婦聯代表大會又改在匈牙利布達佩斯召開,我們由哈爾濱出發,經莫斯科,最后到達布達佩斯。從西柏坡集合,至會議結束返回國土,整用了半年時間,返回哈爾濱的時候,已是1949年1月份了。

          多么快呀!中國革命的進程,比人們預想的要快多了。出國的時候,遼沈戰役、平津戰役還沒有打,去哈爾濱的道路還不通,使得我們繞道而行。半年時間,全變了,東北已經解放,由關外至關里的鐵路已經暢通。我們乘坐呂正操同志由東北來西柏坡參加中央七屆二中全會的火車向關里進發。一路上可以望到,遭受戰爭之苦的我國人民,歡欣鼓舞地慶賀勝利,忙于醫治戰爭的創傷,重建家園。當我們趕到天津的時候,天津正是解放第九天。北平也即將解放了。全國各報紙都轉發了毛主席的光輝著作《將革命進行到底》,蔣家王朝正處于滅亡的前夕,解放戰爭勝利在望。這時,我不由得想起告別西柏坡時,周恩來副主席向我們作報告時講得那句話:“到你們歸國的時候,我們將在北平歡迎你們。”是!黨中央是多么英明!黨中央對形勢的分析和預測是多么正確!

        (作者系河北省人大原副主任)

         

        【專題史料】         

        當年佟家花園民兵連勞武結合改造鹽堿地修臺田

        孫福軍

          滄州市的佟家花園村,在20世紀60年代共有142戶,680多口人。耕地400多畝,其中160畝是鹽荒洼地,歷年播種拿不住苗。人們形容這里是“春天堿如霜,夏季水汪汪,種上一斗籽,難收一升糧。”解放后,也曾掃過堿,挖過溝,一直沒有間斷過對鹽堿地改造,但收效不大,長期以來依靠國家供應糧食。1964年初春,黨支部、民兵連帶領民兵勞武結合,治堿修臺田,僅用50多天的時間,就把“南大荒”又洼又堿的“賠本田”,改造成為抗澇抗堿的40畝臺田。接著,再接再厲,又完成了全村鹽堿地的改造。中央和省市領導多次到該村視察調研,《人民日報》等多家媒體多次報道該村治理鹽堿修臺田的經驗。民兵連代表還出席了河北省第二屆先進民兵代表大會。

          過去,佟家花園以養花種菜為主,吃糧主要靠國家救濟。60年代,我國面臨反動勢力聯合反華的嚴峻形勢和軍事威脅。盤踞在臺灣的國民黨集團,在美國的支持下,多次叫囂 “反攻大陸”,蘇聯也在中蘇、中蒙邊境地區大量增兵,多次在邊境地區挑起事端。面對嚴峻的國際形勢,毛澤東主席提出了“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戰略決策。佟家花園黨支部、民兵連認為,“國家面臨著嚴峻困難,我們一定要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備戰、備荒發展生產,我們有400多畝耕地,不能總是伸手向國家要糧食吃,不能再扯國家建設的后腿。”

          思想統一后,黨支部、民兵連決心改造村里的荒地,讓沉睡多年的鹽堿洼地生產糧食。

          1964年春,黨支部、民兵連挑選了21名基干民兵組成專業隊,打響了治理鹽堿地的戰斗。當時剛開春,春寒料峭,大地還沒有完全解凍,大鎬一下地,就震得手疼,有的民兵手掌磨破了,站在地頭上看著一大片白堿地發了愁,一些本來就信心不足的人開始動搖了,有的說:“這哪是改造鹽堿地,純脆是治人,自找罪受。”黨支部、民兵連分析認為,出現這些思想苗頭,主要是思想教育沒有跟上。因此,組織大家學習毛主席著作,用愚公移山精神統一大家的思想,決心苦戰三年,把“南大荒”上的160畝洼堿地,改造成防澇抗堿的保收臺田,為國家做出自己的貢獻。

          認識提高后,黨支部、民兵連帶領民兵第二次開進鹽堿地,將隊旗插在工地上,開始了向鹽堿地要糧的戰斗。民兵們披星戴月,苦干巧干,雖然天氣還冷,但民兵們都脫去棉襖,用鎬頭鑿開半尺厚的凍土;⒖诒徽鹆蚜瞬挥X疼,鐵锨和鎬頭用壞了,再換一把繼續干。就這樣,原計劃3個月修成40畝臺田的計劃,只用了50多天就完成了。21名民兵開挖出了37條長100多米,口寬3米、深1.25米、底寬0.5米的排水溝,并用從這些溝里挖出的土把40畝臺田墊高了1尺半。修好的臺田全部趕上了播種季節。

          臺田修好了,為了當年見效,打算立即種上作物,但又恐怕白浪費籽種,就抽調3名民兵成立了一個科學實驗小組,他們采取先在臺上翻土曬干的方法,試驗結果土塊沒有返上潮來,證明可以出苗,不過當時還是沒有十分把握。黨支部書記兼民兵連指導員馬振東聽說青豆上肥少也能生長,還有抗堿的能力。隊員們就先在修好的臺田上試種了5畝大青豆。結果7天就出了全苗,而且苗綠,不發黃,長勢很好。這個好消息很快傳遍了全村,人們很高興?墒且灿行┤瞬幌嘈,說地被太陽一曬,返上堿來,小苗就死了。但事實做了回答:經過一場細雨,又經過太陽曬,田里的小苗又長高了二三寸,綠油油的長勢喜人。

          為了充分利用這40畝臺田,大隊計劃在臺田里種玉米和棉花,還要在臺田沿上種向日葵、栽果樹,在溝坡上種豆子,溝底上種蒲子。但這需要相當一筆資金,去哪里弄呢?有人提議向國家貸點款。馬振東說:“大寨人能靠兩只手一條扁擔變窮山為富山,咱就能靠兩只手一把鐵锨改造洼堿地。”隊員們樹立起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革命精神,學著大寨人的樣子,各個背起拾糞筐,又自覺從自己隊的苗圃里,弄來些不好賣的樹秧子栽在臺田沿上。播種的時候,需要澆水壓堿,隊員們就跑到一里以外的運河里去挑水,平均每人一天挑60多趟,等于一天要走100多里路。肩膀壓腫了、磨破了,隊里沒有一個人叫苦。

          1964年,滄州地區雨量過大,不少耕地瀝澇成災。人們都很擔心,臺田里要是跑了水,就會返上堿來,莊稼就完了。為了保住莊稼,只要是下雨天,隊員們就扛著锨去看護臺田。7月里一場大雨,下了一天一夜,隊員們就整整一天一夜沒離開臺田。這年七八月間,降水量達七八百毫米,“南大荒”上未修臺田的地,已被積水淹沒,運河套里的好園田,有的也澇了,但是,臺田里卻是一派喜人的景象。試種的幾種莊稼都獲得了好收成,播種豆子和玉米15畝,共收糧食2890斤;種植棉花7畝,收籽棉700斤;收花生和向日葵等油料1800斤;收蔬菜12.4萬斤。為集體增加收入4200多元,為國家減輕了負擔。

          興修臺田的勝利,引來了絡繹不絕參觀的人!逗颖比請蟆芬部橇速〖一▓@改造鹽堿地的事跡。這時,有的民兵流露出一種驕傲情緒,今后是停滯不前,還是繼續奮斗?黨支部、民兵連在全體民兵中開展一次大討論,引導大家要有長遠打算,胸懷全局,既要看到已取得的成績,也要查找問題。經過這次討論,大家受到了教育,紛紛表示,絕不能滿足這40畝的成績,改造鹽堿地的任務還很大,我們要繼續干下去。

          秋后,新的戰斗又開始了。人們就靠著一把鐵锨兩只手,泥里水里來戰斗,一直干到大雪封地。在臨封凍前,為了完成挖溝渠的任務,來了個“七天七夜”大會戰。在這7天中,村里的30名男女民兵也前來支援,每人每天平均25方土,盡管天氣寒冷,民兵們只穿單衣還被汗水浸透,在上大凍前,修臺田54畝。從1964年冬到1965年春,又用55天的時間,挖了57條排水溝,把平地墊高了一米半,還搬走了7個大堿堆,又在剩下的100畝澇洼地上修成了54畝新臺田。僅用了一年時間,就完成了原計劃3年的洼堿地改造計劃。1965年春天,他們又帶領民兵在津浦路東側的一片老鹽堿地上修建了45畝新臺田,使全大隊的糧田面積由1963年的71畝擴大到210畝。1965年秋天,大隊臺田糧食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達到573斤,比附近洼堿地高出三四倍。其中,臺田上的小麥平均畝產346斤。

          佟家花園民兵在改造鹽堿地的過程中,牢記毛主席“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偉大號召,學習人民解放軍的“三大作風”,充分發揮民兵生產戰斗化、行動軍事化的特點,大大提高了勞動效率,不僅在生產上獲得了豐收,而且在軍事訓練上取得了顯著成績。他們在改造鹽堿地的勞動間隙,時刻不忘槍桿子,堅持勞武結合,帶著戰備觀念,一手拿鎬,一手拿槍,開展軍事訓練。在地里搭著槍架,利用休息時間練習刺殺、射擊、投彈技術,出現了兩名神槍手,五名優秀射手,全連步槍第一練習實彈射擊成績總評優秀,在全市五次比武中四次獲第一名。

          1965年9月5日,是佟家花園村民難以忘懷的日子。這一天,秋高氣爽,碧空如洗。上午9時30分左右,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在河北省委第一書記林鐵、滄州專員公署副專員閻國鈞,滄州市委代理書記、市長劉宗培,武裝部政委張庚申等省、地、市領導人的陪同下,風塵仆仆地來到佟家花園視察。羅副總理一行在民兵們開展臺田建設的簡易房子里聽取了黨支部書記、民兵連指導員馬振東關于民兵改造臺田、民兵訓練等方面的情況匯報,實地查看了修筑的臺田和長勢喜人的農作物。接著,觀看了民兵在勞動間隙操槍練武的情景。正在揮汗大練的民兵連長張振煥,見羅副總理走了過來,馬上放下手中的武器,激動地向羅總長舉手敬禮,說:“羅總長好!”羅瑞卿親切地握著張振煥的手問道:“你們又練武又修臺田累不累?”“不累!”民兵們異口同聲地回答。羅副總理接著又問道:“你們民兵搞臺田,影響不影響軍事訓練?”張振煥興致勃勃地說:“我們邊修臺田邊訓練,勞武結合,相互促進,而且把修臺田當成我們練兵的一個項目,既改造了洼堿地,又增長了保家衛國的殺敵本領。”羅副總理不住地點頭表示滿意:“你們勞武結合的做法很好!應在全國大力推廣。”

        (作者為滄州軍分區軍志辦主任、滄縣人武部原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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